2012年，莫言以其作品《蛙》问鼎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了中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作家，为中国文坛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蛙》作为“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在他的创作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蛙》的故事发生在中国的乡村，通过讲述一个个底层小人物的故事，展现了社会转型期间底层人物浮沉与挣扎的命运。
莫言说：“艺术的根本在底层在民间。”所以他一直把底层小人物置于大历史环境下来探讨人性和人生。在《蛙》这本书中，虽然形形色色的角色大多都是底层人物，但总归是有不同的。
第一类人物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这一群直面“计划生育”的第一代人，他们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从骨子里养成了一种任劳任怨的性格，即使是在某些方面上被压迫、经济上被剥削、精神上被愚弄的时候也不知道反抗。
在《蛙》中，莫言透过“计划生育”政策的变迁，反映了在强大的号召意志下，农民无法掌握自己生育权的一面。
第二类人是王脚、陈额、肖上唇等第一类人的后辈，他们作为旁观者见识过祖父辈小人物命运的残喘，也作为亲历者体会过底层人士生活的艰辛，所以这一代的人，虽然依然是农民，依然带有底层人物的劣根性，但是在历史的某一阶段，他们拥有过一些权力，获得过一些财富，他们知道反抗。
面对“计划生育”，他们从不屈服，并且以“破坏性”的方式抗争。
在文中，作者对陈鼻跌宕起伏的人生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陈鼻是姑姑万心接生的第一个孩子，生于地主家庭，中年暴富，与王胆结了婚。
陈鼻喜欢王胆，只是这份喜欢撑不起当时农村的重男轻女思想，在王胆生下女儿后，明知道有“计划生育”的管控，依然以身犯险，想要一个儿子。
最后妻子死于难产，陈鼻也没有等来那个心心念念的儿子，反而抛弃早产的女儿，远走他乡，沦为流浪者，沉入世界最底层。
第三类是王仁美、耿秀莲、王胆、陈眉等农村妇女，她们更是切身体会过“计划生育”政策的一群人。
她们是残留着封建社会教化下的一群女性，同时，她们也是母亲，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推行下，她们遭受灵与肉的双重虐杀，却以与生俱来的母性作着无畏的反抗。
第四类是王肝、郝大手、秦河这些底层民间艺人，他们饱经沧桑，坚持信仰。
王肝和秦河以狂热到近乎病态的方式追求爱情。郝大手倾其生命与心血传承祖辈工艺。在腾挪变化的时代中，他们保留生命起始处的纯粹，表达对生命的敬畏，希望用“创造生命”完成救赎。
总的来说，在《蛙》中，莫言用他独特的叙事风格和深刻的社会观察将一个个小人物展现在读者眼前。
在“计划生育”的时代背景之下，有人逆来顺受，有人奋起抗争，但无论是哪一类人，最终都难逃苦难深重的命运。
莫言以细腻而真实的笔触，刻画典型场面以呈现底层人物的不幸，将他们的尊严、生命等最有价值的东西践踏、毁灭给人看，唤起人们对人性、社会、伦理的深刻反思。
《蛙》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作品，它反映了中国农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和挣扎。通过对家庭、传统习俗和社会关系的描绘，莫言展现了一个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景观。他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独特的才华，揭示了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
首先，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丰满而立体，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和命运，通过对小人物的刻画，丰富了人性复杂这一议题。
正如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所说，世界上最不能直视的，一是太阳，二是人性。在《蛙》中，莫言形象地刻画了一个个复杂的人物形象，我们时常会看到这个人物身上展现的自私与卑劣，但更多的是血缘关系牵引出来的良善。
1988年莫言和母亲、朋友等人
饥荒年代，母亲会给姑姑送吃的；“计划生育”强制实行后，尽管姑姑对王仁美的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父亲仍因她受伤而心疼；再如粗暴的王脚和“叛徒”王肝齐上阵护卫王胆逃跑；毁容后的陈眉忍痛代孕为“可恨”的父亲偿还医药费；落魄的陈鼻为女儿殊死搏斗。亲人之间朴素而美好的情感消弭了许多隔阂和恩怨，即使是血债，善良的人仍留有最大的宽容，凸显的是生命的善和性情的真。
其次，《蛙》通过书写底层小人物在大历史背景下的命途多舛，控诉制度的罪恶和残酷，在历史与伦理的悖论中探究“人”的存在，彰显了莫言对现实的高度介入。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确实减缓了人口的增长速度，但在实际执行中也确有用粗暴手段对待，尤其是身处其中的妇女，更是沦为这种手段的牺牲品。
在文中，为了完成指标，以姑姑为代表的计生小组通过扒倒房子、拉倒大树、强迫引产等手段残害着底层百姓，这不仅使得执行者发生异化，也使得王肝、秦河这些原本善良的底层人物在爱情的诱因下，以政策为屏障，做出令人义愤的举动。
王肝为了讨好小狮子，一次次出卖朋友和亲人；秦河在姑姑面前没有自我，跟随她残害了许多生命。
更有甚者，以此政策为切入口，衍生出了更多的恶的因子。
巩俐、莫言、姜文、张阴谋
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有权的让二奶生，并衍生出“代孕”这一产业，小人物再次被碾碎在历史的车轮下。
袁腮以牛蛙公司为幌子，暗中进行代孕交易，牟取暴利。对代孕母亲而言，有人是因生活困顿不得已而为之，有人是因黑势力的压迫，其间是难以启齿的悲痛和不堪。
然而对富人、权贵来说，“她就像一个工具，你只不过租来用了一下，如此而已。”若站在“人”的角度上来看，这种交易不仅违背了伦理道德，也是对妇女人格的贬低和尊严的践踏。
莫言始终表现出对具有历史跨度的人生的兴趣和对底层人物书写的钟爱，并形成了独特的底层人物谱系，他笔下的底层人物涵盖了妇女、儿童、边缘人物、英雄、土匪等。
年轻时候的莫言
莫言写他们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欢乐和苦难、挣扎与坚韧，通过他们在历史夹缝中的跌宕起伏反映其生存诉求。
《蛙》同样在“计划生育”这一大历史环境下塑造了栩栩如生的底层小人物。在《蛙》中，莫言通过对细节的描摹，展现了他对于人性的敏锐观察。他将人物塑造得十分鲜活，他们的喜怒哀乐、内心的纠结与挣扎都被真实地展现出来。
莫言秉承写实的风格，采取冷静的笔调和节制内敛的语言赤裸裸、血淋淋地呈现“计划生育”带给底层人物的深重苦难。
如莫言通过残酷的细节和典型的场面展示野蛮手段对生命的漠视与伤害。耿秀莲、王仁美、王胆挣扎的场面触目惊心，无需作者过多渲染，她们生命的消逝则是对苦难最好的言说。
此外，莫言加重了对现实的批判力度。
在《蛙》中，底层人物基本贴近现实，鲜有传奇色彩。而且，这种批判的力度与《蛙》所叙述的历史事件和现实社会有密切联系。《蛙》中人物面对的是当代重大而敏感的计划生育问题，这是影响了几代人的政策，且必将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所以莫言通过对现实生活种种丑恶现象的揭露，以及底层人物悲剧命运的描写，表现出的现实批判色彩就越发强烈。
如小说对姑姑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过程中粗暴残忍的工作手段的揭露，对当下胁迫代孕、因贫代孕现实的曝光，以及对商品社会人性沦丧、人情冷漠的揭示，无不蕴藏着莫言严肃的现实批判和直抵灵魂深处的拷问。
总之，《蛙》不仅是莫言的一部杰作，也是一部值得深入思考和品味的作品。莫言用他的责任感来正视历史，揭示“计划生育”对人的扭曲、异化、戕害，以朴素的温情关照着底层民众的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