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主要经历了两次已完成的改革和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改革。
第一次是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初步建成了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1.0版本，为的是把不多的剩余集中起来，优先发展重点产品与关键社会事业。与此同时，在该阶段，由于物质的匮乏，人均收入往往只够维持基本生存，如果社会分配稍有不均，势必会有人连基本生存也得不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尽量满足所有人的基本生存需求是当时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唯一途径。因此，那时的中国十分注重公平。这一现状一直持续到1978年左右，而且显然也有其缺陷，如物质生活水平提升缓慢，人们无法满足对生活多样性、丰富性、舒适性的欲求。
大锅饭时代
第二次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起点，社会剩余的逐渐积累，使得人的生存问题不再是制约社会分配体制的桎梏，在这一前提下，势必有必要打破传统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对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抑制，取而代之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计划经济也逐步演化为市场经济。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分配政策也发生变化，打破了“铁饭碗”，端走了“大锅饭”，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式，激励所有人共同创造财富，实现脱贫致富。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2.0版本的基本特征。
经济特区建设
2.0版本的中国社会主义也存在严重缺陷。为了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一阶段，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经济产业升级、社会公平等问题。在此，读者们可能不禁要发问：在1978至2012年前后，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虽然经济产业升级、社会公平等问题一直存在，但国民经济总量始终保持了9%以上的年均增长，如此辉煌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中国社会主义2.0版本对于国家基本路线的规划，那为何我们不能继续沿用，而非要选准这个时间点开展经济体制深化改革呢？
作者围绕生活的切身体会，谈谈个人对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理解。作者出生在胶东半岛，是一名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浪潮成长起来的80后农村娃。中国30多年以来的改革开放，造就了沿海农村的飞速发展。在此作者选取几个典型的时间点，透过胶东农村的发展状况，与诸君一起探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原因所在。
90年代初期的胶东农村
90年代初期的胶东农村，乡镇企业凤毛麟角，大部分农民尚处于务农状态，农耕产出基本上占据了每个家庭大半的经济收入。印象中，除了农忙时节，那个年代的村民大多时间都是赋闲在家，打牌、串门成了“主营业务”。当然，多数家庭的经济状况都不会太好，孩子交不起学费、年关难过等情况十分普遍。
务农时代
21世纪前十年的胶东农村
国家发展政策的调整以及城市产业升级要求，使得许多诸如食品加工、工业原材料生产等低端、耗能、重污染企业开始脱离城市向农村转移。广大农民在务农之外，部分人开始进入工厂做工，补贴家用。在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之后，部分农民开始了自主创业之路，以个体或家族团队牵头创办的中小型纺织厂、食品加工厂、养殖场、蔬菜种植基地等开始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私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村赋闲劳动力，也使得农民收入状况和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签，农村的基本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正是劳动利用率的大幅提升，成就了同时期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
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近十年的胶东农村
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劳动力利用率不断提升，逐渐开始出现“农村无闲人”的局面。由于农业收入持续偏低，广大青壮年甚至是中老年已经出现放弃耕种的苗头，转变为“全日制工人”。据了解，这些“工人”通常工作强度比较大，除却重要节假日以外，几乎全年无休，每天工作时间大概在8-16小时不等。那么问题出现了，国家的发展是基于社会个体生产效率的提升，在21世纪的前十年，我们还可以通过吸纳劳动力、延长工作时间的基本方法来解决发展的问题，而今天劳动力利用率和劳动个体的工作强度几乎无以复加，自然便带来了发展降速的基本事实。发展降速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指标的下滑，更会带来普通百姓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和焦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多年来简单粗暴的发展，造成农村污染严重，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河无清水”、“垃圾围村”的现象日益明显，百姓生活幸福感、舒适度降低。
用工荒现象凸显
垃圾围村
以上是结合自身生活体会，对胶东农村近三十年发展情况作了简单的描述。胶东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发展的前沿阵地之一，其基本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国家发展出现的种种问题。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讲过：发展的问题只能用发展来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困境也是倒逼国家开始新一轮深化改革的直接原因。
同样，我们也可以借胶东农村的发展现状为新一轮深化改革找方向。作者认为，要解决农村的发现问题，无非是2个主要方面：
推动产业升级
共享发展红利
国家的发展是基于每一位个体的发展，国家的发展战略同样源自生活、服务生活，与每一位个体都休戚相关。我们应紧随国家发展战略，积极思考和探索，努力提升自己，做改革发展的践行者。
